產業鏈鏈長的理論內涵及其功能實現
來源：高新院 achie.org 日期：2022-08-24 點擊：次
摘要：通過構建恰當的治理機制促進產業鏈協同，推動產業鏈相關主體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動，是產業鏈有效組織進而實現競爭力整體提升的重要機制。本文在對市場失敗理論和政府失敗理論進行批判性綜合的基礎上提出，產業鏈鏈長能夠在特定條件下彌補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的治理缺陷，因而是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之外實現產業鏈協同的第三種治理機制。通過對典型企業的調研發現，中央企業可以通過以下七種途徑實現產業鏈鏈長的產業鏈治理功能：破解“卡脖子”技術瓶頸、帶動基礎軟硬件突破、協同供應鏈穩產保供、強化戰略性需求牽引、統籌產業鏈國際化、填補產業共性技術缺口和驅動產業整體性轉型。本文認為，將打造產業鏈鏈長融入新時期國資國企改革體系之中，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統領現代產業鏈建設，是實現中國產業鏈現代化建設、強化國家產業鏈安全的重要方式。
一、產業鏈鏈長問題的提出
當前，中國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的歷史交匯期，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了嚴重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織影響的背景下，國家把產業鏈現代化和供應鏈安全問題放在重要的戰略位置。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此外，近年來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均對進一步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打造現代產業體系提出了具體要求，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推動現代產業鏈的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產業鏈協同創新尤其是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融通發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指出“發揮大企業引領支撐作用，支持創新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為創新重要發源地，推動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實施領航企業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態主導力和核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這是從國家層面圍繞產業鏈現代化和產業發展對大企業、龍頭企業提出的任務要求，為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提供了政策依據。
2021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央企業等國有企業要勇挑重擔、敢打頭陣，勇當原創技術的“策源地”、現代產業鏈的“鏈長”。現代產業鏈鏈長的提出，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央企業在建設現代產業鏈和現代經濟體系中的新定位，也是新時期對中央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的新要求，要求鏈長企業站在國家安全、技術前沿和產業發展的高度，發揮鏈長企業的戰略引領作用，助推保障現代產業鏈安全、夯實產業鏈基礎、壯大新興產業鏈、加強共性技術供給、推動產業整體性轉型、保障國民經濟穩定、深化國際產業合作等目標的實現，是中央企業發揮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的具體體現。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逆全球化”趨勢凸顯，美國對華政策從“小院高墻”到“全場打擊”轉變，科技創新活動不斷突破地域、組織、技術的界限，演化為國家間創新體系的競爭，各國紛紛表現出政府深度干預產業競爭的取向。與此同時，中國在一些戰略必爭領域仍然存在基礎不牢、水平不高的問題，尤其是工業母機、高端芯片、開發平臺、基本算法、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復雜裝備和基礎軟件等對外依存度較高，關鍵環節“卡脖子”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工業制成品的質量可靠性、穩定性、耐用性和一致性亟待提升，產業鏈完整性、自主性、穩定性和可控性存在較高風險。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或核心零部件封鎖對中國戰略必爭領域的核心能力突破造成了嚴重的制約。形成更加有效的產業鏈協同發展機制，成為中國應對部分國家科技打壓和產業抑制、提升自身產業鏈安全和現代化水平的必然路徑。事實上，以美國、日本、德國為代表的發達制造業國家在其產業變革和制度試錯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與其基本制度和民族文化相適應的各具特色的產業鏈協同模式，這些模式為中國依托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提供了參照，但由于產業鏈協同嵌入一國的制度基礎之中，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并不能簡單移植到中國。在這種背景下，通過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產業鏈協同模式，進一步提升中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構建與大國地位相適配的現代產業體系，意義重大。
然而，與國家關于通過產業鏈鏈長體制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戰略要求相比，與企業促進產業鏈協同的實踐探索相比，國內的產業鏈鏈長理論研究還十分滯后。目前學術界有關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內涵與特征，國內學者分別從價值鏈（黃群慧，2020）、產業自主可控（劉志彪，2021）、產業體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20）等多個視角進行了界定。
二是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面臨的現實挑戰，包括產業基礎薄弱、關鍵環節控制能力不強、產業鏈安全性和韌性不足、無法適應數字經濟要求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21；張其仔，2022；宋華和楊雨東，2022）。
三是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實現路徑，包括加快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增強產業鏈安全性和控制力、培育生態主導企業、強化產業鏈現代化政策支撐以及深化拓展國際合作（盛朝迅，2019，2021）。
關于通過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實現產業鏈現代化的理論機制，現有研究仍不成熟，少數文獻主要探討鏈長與鏈主的區別（余東華和李云漢，2021）、地方鏈長制產業政策（劉志彪和孔令池，2021）、國有企業承擔現代產業鏈鏈長的職能（李政和王思霓，2021）等。總體看，既有研究存在兩方面缺陷：
一是缺乏對產業鏈協同和鏈長作用的理論基礎的嚴謹提煉。
二是缺乏對產業鏈鏈長驅動產業鏈現代化實現機制的系統歸納。
然而，只有構建起以鏈長制為核心的產業鏈協同機制的理論基礎，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和實施產業鏈鏈長政策。
本文在分析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理論機理的基礎上，探討中央企業作為產業鏈鏈長承擔的功能及其實現途徑，進而提出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政策建議。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闡述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的情景現實和企業特征適配性，從全球競爭背景、所有制特征和制度優勢、資源和能力基礎三個方面分析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優勢。
第三部分分析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理論機理，探討產業鏈鏈長彌補產業鏈現代化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的機制，明晰中央企業作為現代產業鏈鏈長承擔的功能。
第四部分基于選取的典型企業的調研，進一步歸納提煉產業鏈鏈長功能的實現途徑。
第五部分總結并提出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政策建議。
二、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的
情景現實和企業特征適配性
主動打造產業鏈鏈長，是中央企業促進產業鏈協同、應對全球競爭的重要探索，是中央企業戰略使命與國家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央企業的制度特征、使命特征和資源特征則為其打造產業鏈鏈長提供了治理、資源和能力基礎。
（一）大變局下的全球競爭需要中央企業承擔產業鏈協同功能
產業安全是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基石和重要構成。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斷深化，發達國家不斷推動本國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美國對華科技打壓和產業抑制日益強化，中國產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亟需探索參與全球競爭的新模式，而中央企業在產業鏈上的核心地位為其以鏈長角色參與全球競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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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下的全球競爭新情景，迫切需要中央企業主動作為，以應對國際競爭的新風險和新挑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加速和影響深化，全球力量格局出現新變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起了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新環境下保持和提升競爭力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成為當前中國產業政策的焦點。中央企業多處于戰略必爭領域，首當其沖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為此，準確認識外部環境變化，主動作為，強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有利地位，是中央企業的戰略使命。利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重塑時機，發揮鏈長的“出海”優勢，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魏后凱等，2020），通過在全球配置資源有效降低成本、擴大市場，嵌入全球附加值更高的價值鏈，對于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蔡昉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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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發達工業國家不斷強化政府對產業鏈的干預，要求中央企業在國家戰略指引下主動擔當，確保國家產業鏈安全
在傳統的基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的全球大循環下，以歐美日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代表的企業逐漸成為能夠主導產業鏈資源配置方向的鏈主企業，它們憑借自身在資本、市場、技術、品牌等方面的優勢在全球范圍內獲取和配置資源，促進了各類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從“二戰”后全球產業大分工看，這些鏈主企業通過合約安排、標準制定和技術條件設定等多元手段實現對代工企業的治理和控制（劉志彪和孔令池，2021），以此保障其對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的控制。然而，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的快速提升，主要來自西方國家的產業鏈鏈主企業在傳統自由貿易規則下已經無法基于自由競爭秩序遏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企業的崛起和趕超，在這樣的背景下，少數發達國家不斷強化政府干預貿易規則和市場競爭，“二戰”后全球形成的自由貿易規則受到嚴峻挑戰。為此，各國都在探索促進產業鏈優化的新模式。
例如，2021年2月24日，美國拜登政府簽署了第14017號行政命令，圍繞構建彈性、多樣化和安全的供應鏈，提出由美國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商務部、能源部、農業部、交通部、衛生和公眾服務部等部門協同對產業鏈風險展開調查，一年后，拜登政府發布了推動供應鏈安全的評估報告《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一年行動和成就》，而上述七部門也分別發布了6個專項的供應鏈安全報告（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商務部共同負責ICT領域）。至此，保障供應鏈安全事項已成為各聯邦部門的優先事項，并內化到經濟政策體系中，以國家力量強化產業鏈安全和供應鏈韌性成為美國的重要經濟政策導向。此外，日本在2021年6月出臺了《經濟財政運營與改革基本方針2021》，對半導體等戰略物資集中投資，重建國內生產體系，推行“China+1”政策，即在中國之外補加供應基地（劉湘麗，2021），防范對中國生產體系的過度依賴。日本政府通過補貼政策支持本國企業返回國內投資，或者投資于中國之外的東盟國家。在各國不斷強化政府作為產業鏈供應鏈推動力量的背景下，作為承擔國家戰略使命的中央企業，理應擔負起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責任，強化其在產業鏈中的鏈長功能和地位，踐行國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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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加速的技術革命帶來了更高的創新風險，中央企業有推動產業鏈協同發展的內在動力
數字技術加速拓展所推動的復雜技術集成和產業融合使得技術創新的復雜度不斷提高，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在創新資源上的“鴻溝”不斷變寬、變深，產業鏈上大中小企業的資源和能力分化加劇了產業鏈協同的困難。這就需要擁有更多資源存量和資源冗余、具有更高抗風險能力的市場主體來協同創新鏈、產業鏈和供應鏈，推動創新價值的實現和產業的成長。此外，創新尤其是突破式創新往往是由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共同驅動的（Castaldietal.，2015），多種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組合可能會衍生出多條實現路徑，這就需要具有引領能力的主體來主導并強化某種技術路徑和商業模式（OritandJames，1998）。中央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引領、需求拉動等方式整合特定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推動產業發展，成為產業生態領導者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載體。
（二）中央企業戰略使命與產業鏈鏈長功能高度匹配
具有雄厚技術實力和市場牽引能力，同時又具有極高社會責任意識的中央企業，是中國產業組織結構的獨特構成要素。發揮中國獨特的制度優勢，以中央企業為中心打造產業鏈鏈長，保障產業鏈安全和構建非對稱競爭優勢，形成區別于西方制造強國又超越其一般模式的產業鏈協調機制，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產業鏈治理模式的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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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業是承載國家意志的重要力量，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是維護國家產業安全和實現產業主導力的必然要求
從性質和功能定位看，中央企業代表和維護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是黨和國家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是國民經濟的頂梁柱和主導力量，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等國家戰略的排頭兵、領頭雁。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不僅可以代表國家保障外部沖擊下的產業安全，也可以進一步發揮對產業鏈的主導作用，尤其是前瞻性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對產業發展和升級起到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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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業是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實現載體，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是踐行中央企業使命和響應國家戰略意圖的重要力量
在遭遇美國對中國高新技術領域的精準打擊下，新型舉國體制不僅要解決戰略必爭領域的技術突破和保障產業鏈創新鏈安全，而且要解決中國制造業創新體系與全球創新體系的融合問題（路風和何鵬宇，2021）。中央企業的國有產權屬性和企業主體屬性使其既能夠融入新型舉國體制，發揮公共品供給的公共屬性，同時又能夠以企業主體身份參與全球競爭與合作，從而有效發揮中央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和國家戰略承接載體“雙重角色”的獨特優勢，與產業鏈上的鏈核企業（核心能力載體企業）、鏈環企業（連接產業鏈的必要環節）和鏈輔企業（產業鏈一般性的構成企業）協同發展，真正發揮鏈長企業對國家戰略的有效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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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業是產業系統和合作網絡的核心力量，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是打造更有效、更深度合作生產網絡的重要形式
美國對華科技打壓和產業抑制不僅直接劍指高科技領域，更體現在對中國產業自主可控的安全威脅以及將中國排除在以美國為中心的戰略性產業全球供應鏈體系之外。通過發揮鏈長的產業協調和創新協同作用，中央企業作為推動產業鏈合作融合的主體，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實現產業鏈創新鏈各主體的一致行動，提升產業鏈總體的凝聚力，保障供應鏈安全，并通過中央企業引領的“走出去”戰略，融入戰略性產業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和生產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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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業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力量來源，打造產業鏈鏈長是強化國家創新能力和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支撐
中央企業在載人航天、深海探測、高速鐵路、高端裝備、能源化工、移動通信、北斗導航、國產航母、核電等戰略性領域掌握核心研發能力和生產制造能力，是國家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載體。將中央企業打造成為產業鏈鏈長，通過形成產業鏈協同創新機制，既有利于發揮中央企業帶動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的引領作用，同時通過補足產業鏈短板，也有利于強化中央企業自身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生態優勢，提升中央企業在全球的科技競爭位勢。
（三）中央企業具備承擔產業鏈鏈長功能的資源和能力基礎
中央企業通常處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核心環節，特別是掌握了大規模戰略性市場，同時具有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規范的管理機制，其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具有良好的資源和能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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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的物質基礎是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資源保障
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需要對產業鏈上的其他企業開展技術攻關進行必要的牽引，需要推動產業共性技術的研發和擴散，這些活動都需要中央企業加大資金、設備、人力等方面的投資。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中央企業在規模和質量上都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企業的行業影響力不斷增強，具有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物質基礎。截至2020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268.5萬億元、負債總額171.5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76.0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資產總額94.0萬億元、負債總額62.5萬億元、國有資本權益19.6萬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6.5%。2021年度《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中國共有143家公司上榜，其中，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有49家，地方國資委監管企業有33家。中央企業龐大的資產規模和物質基礎，為其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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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略必爭領域和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關鍵領域中的主體地位是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的前提條件
中央企業關系國民經濟命脈，是政府影響和干預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從影響力看，隨著中央企業不斷深化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集中，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交通運輸、電信、煤炭等行業占比達80.1%，是中國大規模戰略性市場的重要掌握者，中央企業在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提升，近年來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優化布局、實現突破，在實施數字化轉型、發展新基建、打造智慧電網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效，這為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實現對行業內各類市場主體的有效協同創造了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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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略性產業中居于產業鏈核心地位是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的現實基礎
中央企業不僅多處于戰略必爭領域和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而且通常是該領域掌握底層技術和關鍵集成技術的主體，或者是牽引產業市場機會拓展方向的最終用戶，因而在產業鏈中居于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央企業不僅能夠通過市場牽引帶動市場主體的一致行動，而且可以發揮國有企業的獨特屬性，有效聯結產業管理部門、地方政府與產業鏈上下游相關配套企業、科研院所等各類創新主體，共同推動前沿技術突破、暢通創新鏈和產業鏈、保障市場穩定，成為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和微觀市場政策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政策補充，貫徹黨和國家要求，有效破解產業鏈協同過程中的“失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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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創新能力是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的重要條件
中央企業是中國科研投入、科研產出和產品開發平臺的重要載體，是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實現國產替代、破解“卡脖子”技術的主導力量，為保障國家安全奠定了能力基礎。中央企業的研發投入約占全國總投入的1/4，擁有的國家級研發平臺超過600個，中央企業擁有一大批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等創新平臺，擁有雄厚的創新資源和要素，具有整合和協同上下游、關聯創新主體的創新網絡和產業生態，為自身打造產業鏈鏈長驅動產業創新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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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運營能力為中央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完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創造了條件
從資源基礎觀的視角出發，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布局境外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與當地的資源互補，強化能力基礎（RugmanandVerbeke，2003），獲得附著在企業內部的、無形且不可模仿的稀缺資源（Wernerfelt，1984）。數據表明，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業境外單位11028戶，分布在185個國家和地區，境外資產總額達7.6萬億元，全年營業收入5.4萬億元，利潤1318.9億元。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額約占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約占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境外業務由側重能源、礦產資源類開發逐步拓展到擁有核心技術優勢的高鐵、核電、特高壓電網建設運營等領域。中央企業在關鍵領域的全球化布局與運營，提升了其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整合與調用能力。
三、產業鏈治理視角下
中央企業的產業鏈鏈長功能
（一）相關概念辨析
為更好地理解產業鏈鏈長功能，需要從理論上廓清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等基本概念的理論聯系和區別。
從內涵看，產業鏈是一個基于“產業總體”投入產出關系來分析產業效率或競爭力的產業組織概念，反映的是存在著有機關聯的各個經濟部門之間依據特定的邏輯關系和時空布局形成的相互交織的網絡關系。供應鏈是從“特定的企業”出發來觀察和分析企業間的投入產出關系及其對企業供應鏈效率影響的管理學概念，聚焦于跨組織的產品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整合，旨在通過供應商、制造商、零售商等上下游企業的協調與合作，滿足終端客戶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需求（Mentzeretal.，2001）。價值鏈的概念最初由Porter（1985）提出，用于分析研發、制造、營銷等價值創造活動（這些活動并非投入產出關系）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之后隨著全球價值鏈在企業間的分解，逐漸成為產業經濟學分析價值創造活動分工的概念。創新鏈的概念最早由MarshallandVredenburg（1992）提出，是創新網絡中用于分析創新過程的一個概念，包含了多個創新參與者相互連接并經歷多個階段產生價值的一體化創新活動過程或結構。
這些概念從不同視角解釋產業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相互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價值鏈的思想被廣泛應用于分析組織間、產業間以及國家間的價值創造和分配模式，并衍生出“價值星系”“價值網絡”“價值生態系統”“產業價值鏈”“全球價值鏈”等概念（NormannandRamirez，1993；杜義飛和李仕明，2004；Gereffietal.，2005；金帆，2014）。同時，知識、創新等分析視角的導入，進一步形成了“知識價值鏈”“創新價值鏈”等概念（RayportandSviokla，1995；HansenandBirkinshaw，2007）。
產業鏈是理解產業組織結構的一個視角，其核心是產業鏈各主體投入產出關系背后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在政策語境下，產業鏈概念不僅涵蓋了產業概念所指向的同類企業的產業組織關系，還包括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的經濟交易聯系，甚至涵蓋了大學、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國家實驗室等非市場主體間的非經濟性活動。產業鏈概念超越了市場主體間的交易關系，反映了更加廣泛的非市場主體和非經濟交易性互動（Galaskiewicz，2011），而且這些廣泛的主體間競爭合作關系和互動行為模式共同決定了產業鏈的總體競爭力（吳金明和召昶，2006）。因此，在產業鏈概念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產業鏈鏈長，是一個從“企業”視角觀察“產業”發展績效的理論概念，其規范意義不是企業自身的價值最大化，而是通過企業活動驅動產業鏈整體能力的提升。
（二）產業鏈治理的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
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基本制度，產業鏈治理作為一種市場主體的協同投資活動，也必然受到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的調節。然而，在產業鏈治理實踐中，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都不能完全有效解決產業鏈治理的問題，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治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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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行為具有強外部性時，產業鏈治理的市場機制存在“激勵失敗”問題
根據外部性的一般理論，當企業投資活動的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或者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存在較大差距時，企業的投資活動就具有強外部性，從而產生過度投資或者投資不足的激勵扭曲問題（Marshall，1890）。此時需要給企業施加一個類似“庇古稅”的外部激勵，矯正企業的投資水平和結構，從而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產業鏈協同本質上是跨產業、跨組織的多種資源和能力協同的過程，對于擁有不同資源和能力的產業鏈各主體來說，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個體理性最優決策常常偏離產業鏈群體理性最優決策，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出現市場主體退出博弈的現象。這時就需要對該主體施加一個外部激勵，促使其行為向群體理性的均衡結果收斂。為此，經濟學家圍繞降低經濟協同成本給出了一些建議，例如，通過提供有效的價格制度、企業制度、合同制度等降低市場交易的成本，從而激發市場主體在重復博弈的基礎上形成基于市場規則的關系合約和互利行為，逐步趨向群體理性均衡（BeckerandMurphy，1992）。但也有理論認為，應由政府對產業鏈中具有正外部性的企業投資活動予以補貼，誘使企業投資方向和投資水平向著有利于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均衡點收斂，從而以非市場的方式彌補或矯正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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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各主體的投資決策無法達到集體理性最優，除了上文提到的個體激勵因素以外，還可能由于主體間存在價值觀差異和信息不對稱而造成集體行動的不一致，即“協調失敗”
當產業鏈涉及大量主體時，協調失敗尤其容易出現。Koschmann（2016）從溝通的視角解釋協調失敗，發現其在各類集體性活動中是經常出現的。從歷史和現實看，各國都在為推進人類共同發展不斷溝通和協作，但在此過程中也伴隨著大量的“協調失敗”問題，如戰爭、貿易爭端、退出國際協定等。以移動通信產業為例。由于一國移動通信標準的發展既涉及核心技術攻關，又涉及系統設備、核心元器件、終端和儀器儀表等產品的協同開發，還涉及運營商測試網絡建設，那么當一個技術標準的培育和產業化涉及大量主體的復雜商業活動時，如果缺乏能夠促使產業鏈各主體圍繞自主標準開展協同研發和產業化的“可置信承諾”，則產業鏈主體很可能做出不合作的策略選擇，從而出現技術標準協調失敗。美國移動通信產業從來不缺乏AT&T、摩托羅拉、英特爾這樣極具創新力的企業，但由于在3G、4G和5G時代缺乏技術標準協調，完全市場競爭造成美國移動通信技術標準協調的市場失敗，導致美國移動通信技術標準主導權的喪失和產業競爭力的總體衰落。相比之下，3G時代中國自主培育的TD-SCDMA之所以能夠實現規模化商用，并成功演進為TD-LTE這一4G國際主流標準，是因為中國技術和產業統一推進體系和科技重大專項有力促進了產業鏈和創新鏈的協同，形成了中國移動通信產業“弱勝強”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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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激勵失敗和協調失敗，產業鏈協同失敗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產業鏈缺乏某些特定的創新主體或創新要素（如共性技術供給主體缺失），這時就出現了“系統失敗”
Woolthuisetal.（2005）將系統失敗引入技術創新政策研究中，發現基礎設施、制度、行為主體交互以及能力是導致創新失敗的重要原因，這些對創新至關重要的因素常常是市場機制無法提供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系統性決定了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多個子系統以及各類耦合因素的影響，子系統或者某一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導致整個創新系統的失敗。為此，在打造現代產業鏈過程中，要從創新系統的視角出發，不僅要解決創新和產業發展中面臨的基礎設施（如裝備、材料、核心部件、人才等）供給不足的問題，還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如科技重大專項、知識產權保護等）促進產業網絡中各類主體（如企業、科研院所、政府、客戶等）的有效交互，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各類主體的能力，以促進產業鏈總體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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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等結構性政策解決產業鏈的激勵失敗問題，可以通過行政命令或提供可置信的市場承諾促使產業鏈主體采取一致行動，也可以通過供給特定的創新主體或制度解決系統失敗，但是政府在解決這些市場缺陷的過程中也可能出現政府自身的失敗，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低下
政府產業政策或者產業協調失敗的主要原因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政府部門和官員可能缺乏足夠的信息對產業發展和技術演進做出清晰的判斷，即政府缺乏足夠的信息資源。
二是特定的政府部門或官員可能出于部門自身利益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從而使最優的政府干預發生扭曲，即政府缺乏恰當的激勵結構。
三是即便具有足夠的激勵和信息，政府也可能在技術選擇、標準制定、產業鏈協調方面缺乏足夠的專業能力，即政府缺乏必要的政策能力。
因此，市場端出現的激勵失敗、協調失敗和系統失敗并不是政府干預的充分條件，有效的制度設計一定是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等各種成本收益的綜合權衡。而中央企業協調，既非完全市場機制，也非完全的行政機制，在特定情境下相對于市場協調和政府協調具有比較制度優勢，與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具有互補性，是實現產業鏈協同的第三種治理機制。
（三）中央企業作為鏈長可以承擔的產業鏈治理功能
產業鏈協同是產業鏈上相關利益主體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動的一種激勵相容狀態，產業鏈治理則是實現產業鏈協同的一種制度安排，產業鏈協同是產業鏈治理的結果和目標。理由上看，產業鏈鏈長所承擔的產業鏈治理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見表1）。
1
激勵功能，即對產業鏈中的其他企業提供激勵來促進產業鏈協同
當企業特定的投資活動（如產業基礎件的投資周期長、技術復雜度高、回報低）具有較強的外部性時，市場本身的價格補償往往無法激勵企業形成最優的投資水平，而政府由于缺乏對產業和技術的深刻理解又無法提供有效的補貼，這時產業鏈鏈長企業就能夠提供供應鏈金融或者訂單等來激勵上游企業開展特定的研發和投資，起到產業牽引作用。
2
協調功能，即對產業鏈中的各類主體予以有效協調來促進產業鏈協同
當產業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單個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取決于產業鏈上的大部分或所有企業能否采取一致行動時（如移動通信產業競爭力取決于一國市場主體能否圍繞本國技術標準進行集體的專用性投資），價格信號和行政命令都不能推動市場主體做出相互配合的一致行動，而產業鏈鏈長企業則可以通過技術路線選擇、測試平臺建設、訂單牽引等措施促使產業鏈各類市場主體做出戰略互補的行動。
3
公共品供給功能，即通過提供產業鏈共同需要的公共品彌補創新體系或產業生態短板
純粹的價格機制無法激勵企業提供具有顯著外部性的公共品（如共性技術），而政府直接供給公共品的效率又往往較低，這時鏈長企業如果能夠從產業鏈利益最大化出發，通過推動共性技術聯盟或者直接投資建設共性技術研發機構（Freeman，2002），就可以相對有效地解決產業鏈公共品供給不足或供給質量不高的問題。
4
發揮兼具貫徹國家戰略意志和追求經濟效益的二元功能優勢，以市場主體的身份更好地貫徹國家戰略要求，相對有效地解決政府失敗問題
相對于政府部門，中央企業具有更加專業的技術能力和更加充分的市場信息，因而是牽引產業鏈協同發展的、效率更高的主體；與此同時，作為市場主體，其又能夠合規合理參與WTO等多邊規則下的國際經貿活動，從而最大程度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
需要強調的是，中央企業不能孤立地發揮產業鏈鏈長功能，中央企業產業鏈鏈長制度的有效性依賴于其他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有序協同和支持。地方國有企業要立足國家產業鏈現代化的現實需要和鏈長企業的總體部署，主動融入產業生態和創新生態，充分發揮自身在服務地方經濟方面的優勢，整合調動地方資源，共同響應國家戰略需求。而大量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作為產業生態中最活躍的力量，需要發揮自身靈活性和創新性優勢，聚焦細分領域，在基礎材料、基礎零部件、基礎工藝等方面不斷突破，積極打造“專精特新”的“隱形冠軍”，成為保持產業鏈韌性、維系產業安全的重要主體。
四、中央企業產業鏈
鏈長功能的實現途徑
中央企業作為介于政府直接干預和市場機制之間的第三種治理機制，可以從產業鏈治理中的特定“失敗”問題及其背后的理論機理出發，明確并落實中國情境下有效解決不同“失敗”問題的具體途徑，由此承擔起產業鏈鏈長功能。針對激勵失敗問題，鏈長企業可通過破解“卡脖子”技術瓶頸、帶動基礎軟硬件突破、協同供應鏈穩產穩供等途徑，在承擔自身社會責任的同時，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提供市場激勵或金融激勵，提升全產業鏈主體從事高“外部性”活動的激勵水平，從而保障產業鏈在“卡脖子”技術、基礎軟硬件、戰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給等方面的安全水平。針對協調失敗問題，鏈長企業可通過強化戰略性需求牽引、統籌產業鏈國際化等途徑，對內創造規模化創新市場、牽引新興產業鏈發展壯大，對外整合全產業鏈國際化力量、帶動上下游生產和服務企業一攬子“走出去”，從而推動產業鏈創新水平和競爭能力提升。針對系統失敗問題，鏈長企業可通過牽頭建設高水平產業共性技術平臺、建立健全產業共性技術擴散應用機制等途徑，彌補當前中國創新系統中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缺失，提高公共創新供給水平和擴散速度。針對政府失敗問題，鏈長企業可發揮自身相較于政府機構的產業能力優勢和信息優勢，通過驅動產業整體性轉型，推廣適合中國情境的新模式、新應用、新機制，從而打造高質量產業共同體和現代產業集群。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企業所處行業的技術創新特點和產業組織特點不同，對于產業鏈治理是否面臨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問題，以及各類問題的強度和實際表現形式，相互間存在較大差異。在面對差異化的產業鏈治理失敗問題時，鏈長企業應結合所在行業治理失敗的關鍵問題和企業自身的協同能力基礎，從特定的失敗問題出發，確認自身實現鏈長功能的具體有效途徑。本文對選取的5家典型企業進行了調研。調研表明，由于產業鏈治理主要問題不同，各企業實際承擔的功能和實現途徑各有偏重（見表2）。
注：本文對被調研的5家中央企業采用“集團+企業序號”的行文方式。
（一）破解“卡脖子”技術瓶頸
與民營企業相比，中央企業自主創新的資源基礎更加雄厚，同時產品集成度普遍更高，產品涉及的學科和技術領域更加廣泛（Trajtenberg，1990），因而面臨更加突出的、由“卡脖子”技術造成的產業鏈安全風險，受西方科技封鎖威脅的負面影響更加直接。無論從自身能力出發，還是從競爭需求出發，中央企業都有條件成為突破“卡脖子”技術瓶頸、發展“殺手锏”技術、保障產業鏈安全的中堅力量。對此，應在以下三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結合“卡脖子”技術和“殺手锏”技術攻關需求，再造中央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強化以鏈長企業為依托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國家重點實驗室，加強任務導向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
中央企業已承建9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但普遍存在人員規模偏小、創新目標分散、激勵機制不健全、獨立實體運行面臨制度障礙等問題。建議抓住國家實驗室體系構建契機，支持中央企業積極參與國家實驗室建設；抓住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契機，因地制宜采取新建、擴建、合并等方式，推動中央企業承建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朝著規模優勢顯著、科研目標聚焦、激勵有效、運行高效的方向發展，持續改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組織基礎和能力基礎。
2
結合新一輪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等國家科技計劃，將中央企業“卡脖子”技術和“殺手锏”技術攻關需求納入項目指南，積極支持鏈長企業牽頭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等政策項目
推動建立國資委科技創新局、鏈長企業研發負責人與科技部重大專項司等部門的常態化溝通機制，促進鏈長企業對國家科技計劃戰略部署的敏捷響應和能力對接。鼓勵鏈長企業積極把握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組織實施模式改革的有利時機，完善研發部署、組織協調和人才選拔機制，為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更好發揮龍頭作用做好制度和能力準備。為提升國家科技計劃研究與“卡脖子”技術攻關、轉化、應用的協同水平，應結合具體項目特點，按照“一企一策”原則，制定鏈長企業參與國家科技計劃的業績考核方式和知識產權分享機制。
例如，集團2是國內高端裝備關鍵細分領域的龍頭企業，該細分領域產業鏈在攻關“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時面臨著嚴重的激勵失敗問題，進一步改善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機制和激勵機制，將對集團2應對這一問題起到重要支撐作用。在訪談中，集團2負責人反映，集團深度參與的一項國家層次科技計劃在關鍵時刻有效集聚了產業研發力量。21世紀初期，集團2下屬某核心企業由于研發人員待遇太低，面臨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而國家科技計劃的資源投入，使行業得以保留關鍵研發團隊，協同推動中國在該細分領域內向高端產品方向發展，對標國際最先進產品的參數開展研發，解決了很多產品的有無問題。隨著研發重點從解決整機有無問題轉向解決關鍵零部件“卡脖子”問題，曾經給集團2關鍵產品攻關提供重要支持的這項國家科技計劃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如支持面太廣、對關鍵零部件和重點企業的“點”上支持不足等。特別地，由于該科技計劃未設置清晰的容錯機制，部分“卡脖子”技術研發項目在初期失敗后就無法得到后續支持，難以在長期迭代中實現突破。
3
將鏈長企業作為試點示范對象，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人才特殊激勵和特殊考核制度，激勵創新人才面向“卡脖子”技術和“殺手锏”技術實施技術突破，圍繞重大科技計劃開展深度合作
在鏈長企業中率先健全多樣化聘用機制，落實領軍人才的技術決策權、經費調劑權、團隊組建權，探索實施項目經費包干制。率先落實重大項目、創新項目、關鍵核心創新團隊的工資總額單列管理制度，實施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暫行辦法，加大對科研人員的中長期激勵力度。放松對重大項目團隊技術攻關的事中考核，同步建立項目團隊信用體系，發布負面和正面兩個清單，采取前期保障基本經費、事后補助獎勵的方式，以信用管理取代對技術攻關團隊的事中考核。
（二）帶動基礎軟硬件突破
與絕大多數民營企業相比，中央企業的最終產品復雜度更高（Dibiaggio，2007），中間產品產業鏈更長，外部供應鏈覆蓋面更廣，產品創新對供應商和互補品生產商創新乃至整個部門創新體系建立健全的拉動作用更強。因此，中央企業有條件帶動外部創新主體，針對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短板，從系統全局思維出發，協同開展全產業鏈補鏈強基。對此，應在以下兩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在全面摸底產業鏈關鍵堵點、卡點的基礎上，積極支持鏈長企業組建合作型供應鏈（陳志祥和馬士華，2001），協同上下游企業突破基礎軟硬件短板
推動鏈長企業牽頭梳理產業鏈圖譜，完善優化產業鏈基礎數據庫，摸清制約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堵點、卡點，就此與供應鏈企業深度合作。在關鍵零部件需求規模較大、通用性較強且已有國內龍頭供應商的產業中，支持鏈長企業與龍頭供應商就基礎軟硬件創新開展長期戰略合作，共同推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等科技計劃。在關鍵零部件需求批量較小、專用性較高、分散需求難以有效帶動供應商創新投入的產業中，支持鏈長企業最大限度整合需求，通過聯合專業性民營企業、支持“裂變式”創業企業（FurlanandGrandinetti，2016）等途徑，打造有需求保障的技術攻關共同體和長期合作生產關系，促進面向基礎軟硬件個性化需求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壯大。
例如，在對高端裝備某細分領域的調研中發現，該領域產品屬于超小批量的專用性設備，其專用關鍵部件的開發周期長、成本高，而且需求規模占上游企業總產量比例過小，加之中國在這一關鍵部件的龍頭企業以大批量通用產品生產為主，不擅長小批量、專用性產品開發，致使集團2難以拉動這一領域龍頭企業合作研發專用產品，整條產業鏈在專用產品研發生產上面臨嚴重的激勵失敗問題。相比之下，國外部分供應商規模雖小，但定位于高端供應商，本身擅長小批量、專用性產品開發，可以有效支持整機企業開發小批量、專用性高端整機裝備。對此，作為該領域龍頭企業的集團2提出了依托民營企業、培育中小型專業化高端零部件供應商的工作思路。另外，集團1在培育本土供應商網絡時也采取過類似的做法。
2
完善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軟件（簡稱“三首”產品）扶持政策，將支持范圍從產品采購擴大到應用反饋與持續改進，為鏈長企業及其供應商創造通過“用中學”（Mukoyama，2006）、“干中學”（Arrow，1962）、“研究中學”（Gerschenkron1962；陳勁，1994）不斷提升技術能力的更好機會
目前，“三首”產品扶持政策以降低采購成本為主，對用戶是否將采購的“三首”產品投入實際應用、是否對“三首”產品持續創新給予反饋支持不作考慮。部分用戶在采購后少用甚至棄用“三首”產品，致使“三首”產品生產企業難以獲取應用信息與改進需求，也難以持續迭代改進“三首”產品及其技術。建議將支持用戶數據采集與技術改進互動明確納入“三首”產品扶持政策要求，進一步簡化“三首”產品扶持政策申請流程，同時增加國有企業對“三首”產品采購的解釋權，科學減少國有企業采購使用“三首”產品的領導責任，促進基礎軟硬件創新形成“應用—反饋—改進”閉環，推動國產“三首”產品實際投入長期應用，進一步提高產業鏈關鍵環節國產化率水平。
（三）協同供應鏈穩產保供
中央企業是中國戰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應鏈上必不可少的“穩定器”。在自身處于供應鏈樞紐位置的行業領域內，中央企業有條件緊扣主責主業，維持戰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需平衡，穩定戰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給價格，協助產業鏈上下游廣大供應商有效應對產業環境變化的沖擊（王永貴和高佳，2020；唐玨嵐，2021）。對此，應在以下三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支持鏈長企業從公共利益出發，切實保證自身生產的戰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給總量滿足需求，供給價格合理穩定
一是鼓勵鏈長企業加快打造專業化供應鏈和運營管控團隊，積極把握上游原材料價格波動變化，拓展市場影響力和價格話語權。
二是適時探索構建公共利益導向和商業利益導向平衡的鏈長企業績效考核制度，破除鏈長企業落實保供穩價原則過程中面臨的績效悖論，從制度上保證鏈長企業對自身產品保供穩價的內在動力和商業可持續性。
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將提速降費工作重心從“普惠降費”轉向“精準降費”，就是針對移動通信產業鏈在市場機制下面臨的公共品供給激勵失敗問題，在服務價格調整中尋求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動態平衡。2015—2018年，三大電信運營商每年制定專門的提速降費方案，使得中國在固定寬帶和移動寬帶覆蓋率處于全球前列的情況下，網絡資費仍處于全球偏低水平。然而，持續、普遍的提速降費給運營商帶來了網絡建設成本增加、盈利水平降低的雙重壓力，間接導致運營商采取多種不規范營銷活動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客觀上損害了消費者使用體驗。2021年，在中國網絡資費總體進入合理區間且運營商存在較為充分的市場競爭行為的前提下，政策設計開始考慮到降費對提速和企業持續投資能力產生的負面影響，工作重心逐步由“提速降費”向“提速提質”轉變，即在提速的同時，提升運營商的客戶服務質量和網絡服務技術性能。
2
支持與產業鏈上下游主體通力合作，采取減租讓利、平臺建設等多種手段，加速釋放全鏈條穩供保障能力和可持續性
一是鼓勵鏈長企業通過減租讓利、調整付款方式等辦法，緩解供應鏈上游關鍵中小企業的現金流周轉困難。
二是鼓勵鏈長企業本著市場化、商業化原則，搭建一批供需對接平臺或行業資源共建共享平臺，深化中央企業之間、中央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在采購、物流、銷售、倉儲等多領域的聯動合作。
三是鼓勵鏈長企業響應國家戰略，深度參與地方重大工程、重大項目、重大生產力布局以及重點產業群建設，提高國內供應鏈齊全性和穩定性。
3
支持鏈長企業深度發掘龐大供應鏈網絡蘊含的金融交易場景，規范發展供應鏈金融，支持供應鏈穩定循環和優化升級
一是鼓勵鏈長企業利用數字化供應鏈金融平臺發展窗口，引領供應鏈金融規范化發展，持續提升供應鏈金融服務質效。
二是發揮鏈長企業對上下游中小微企業的帶動作用，貫通中小微企業融資渠道，打通供應鏈，協同上下游，助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
三是鼓勵鏈長企業發揮位于產業生態網絡核心位置的信息優勢，引導資金“精準滴灌”重點支持領域和產業鏈末端關鍵主體，為實施國家戰略發揮積極作用。
（四）強化戰略性需求牽引
中央企業多處于技術門檻高、規模效應顯著、產業集中度較高的國家戰略性領域，且其中某些領域屬于最大規模的終端用戶或總成企業（賀俊等，2018）。因此，中央企業有條件作為試驗性用戶（Malerbaetal.，2007）和領先用戶（VonHipple，1986），以規模化、前瞻性、創新導向的市場需求牽引國內產業鏈尤其戰略性新興產業鏈成熟壯大。對此，應在以下三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在鏈長企業作為終端用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支持鏈長企業發揮規模化需求優勢，構建需求導向、創新導向的競爭選擇機制，激發各類主體填補產業鏈空白，提升產業鏈關鍵環節創新能力，盡快形成國內自主產業鏈
通過投資單列、投入視同利潤等業績考核機制改革，積極支持鏈長企業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鏈進行專用性投資，組織實施產業鏈重大投資項目，創造可置信的規模市場機會和瞄準國際技術前沿的創新要求，為新產品新技術構建明確的市場預期，以此引導產業鏈上游創新主體和市場主體面向全新需求進行持續的、大規模的研發投入。
例如，作為典型的長產業鏈、多主體參與的復雜產品系統，移動通信產業的突破性創新和技術路線轉換面臨嚴重的協調失敗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集團5提供了作為終端用戶、以前沿需求和創新需求牽引全產業鏈在新技術路線下創新發展的典型案例。在移動通信3G技術發展初期，集團5采用當時技術尚不成熟的3G技術路線，也由此導致用戶少、網絡體驗差等現實問題，進而導致集團5一度缺乏加大投資的動力，甚至對上游供應企業的投資信心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集團5以超常規速度加快網絡建設，明確快速推進網絡覆蓋的投資目標，以此釋放明確的需求信號。同時，集團5設立了終端專項激勵基金聯合研發項目，1∶1出資招標“旗艦寬帶互聯網手機”和“低價3G手機”兩個創新項目，并明確要求手機廠商和芯片廠商必須聯合投標。在此背景下，終端廠商和芯片廠商通力協作，在短時間內迅速推出了高中低端通信芯片和手機終端產品。之后集團5成立終端公司，集終端采購、銷售、售后于一體，通過整合內部活動，為終端規模化銷售和產業鏈整體發展注入新動力。最終，集團5成功撬動了芯片、設備、終端、配套系統、業務應用、運營等產業鏈各環節創新主體協同努力，使得中國3G通信產業鏈從無到有，從弱到強。
2
在鏈長企業作為總成企業、政府部門或其他國有企業作為終端用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推動終端用戶持續提供對標國際技術前沿的產品需求與技術機會（PerezandSoete，1988），為鏈長企業發揮戰略性需求牽引作用創造條件
在鏈長企業并非終端用戶的產業，通過整合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需求、強化國家層面需求設計、培育新型需求主體等途徑，構建技術要求先進、市場規模可期的產品需求和相應的試驗驗證環境（呂鐵和賀俊，2019；呂鐵和江鴻，2017），構建前沿技術研發驗證和規模化應用的良好生態，明確鏈長企業在分解終端產品需求、協調試驗驗證工作中的核心位置，支持鏈長企業承接轉化終端需求，培育高水平產業鏈。訪談過程中，集團4就表達了對這類支持的強烈需求。
3
在中國已具備國際競爭優勢但主導技術路線存在轉換風險的產業領域，支持鏈長企業提升產業鏈技術布局與管理能力，引導國內全產業鏈戰略性應對產業技術路線轉換
鏈長企業應建立產業技術路線動態監測制度，及時識別全球新興技術路線并跟蹤分析其影響與挑戰，判斷當前主導技術路線和新興技術路線的發展前景。一方面，激勵不同技術路線在良性競賽中不斷優化熟化，預防在全球技術路線競爭中“掉隊”；另一方面，在引導全產業鏈相關主體在技術路線選擇上適時收斂，調整角色定位和工作重心，向有利于中國產業鏈保持既有優勢或構建新優勢的方向上采取集體行動。
（五）統籌產業鏈國際化
中央企業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先行者和主力軍。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表明，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在整體上提高了民營企業海外市場進入的可能性，投資經歷的正向示范效應和聲譽效應要大于負向的競爭效應，而當國有企業是中央企業時，正向促進效應更為明顯（趙勇和初曉，2021）。換言之，中央企業國際化不僅意味著自身產品和服務進入海外市場，而且意味著中國裝備和服務進入海外市場、中國產業鏈向海外延伸、中國企業經濟合作與創新合作平臺向海外拓展、中國標準走向世界。對此，應在以下三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支持鏈長企業作為排頭兵和組織者，統籌協同產業鏈全鏈條“出海”，防范全產業鏈國際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國內企業惡性競爭風險
鏈長企業不僅要帶動終端產品和上游零部件“走出去”，而且要帶動工程建設、運營管理、產業融資等生產性服務一攬子“走出去”。在此過程中，鏈長企業應特別注重帶動產業鏈上下游民營企業“走出去”，支持民營企業從簡單參與中央企業分包向附加值更高、一體化更強的方向發展。
2
支持鏈長企業在帶動全產業鏈國際化的過程中主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減少國際化帶來的知識產權風險
作為跨國經營的后來者，中國企業和產業的國際化多數伴生知識產權糾紛。對此，鏈長企業可采取以下綜合措施，防范在東道國的潛在知識產權風險：
一是全面摸底產業鏈關鍵環節和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情況，預先識別關鍵產品知識產權不明晰的歷史遺留問題，設計解決預案。
二是在東道國開展專利自由實施調查，以此為基礎提前啟動專利布局。如果競爭對手在東道國的專利部署可能導致中方知識產權侵權，可通過提起專利無效程序、調整技術方案和專利設計、與知識產權方合作等方式提前規避風險。
三是采取“控股公司+項目公司”的間接交易結構，設立能夠證明不涉及知識產權糾紛風險的項目公司，作為中國企業海外項目的具體實施平臺。
3
支持鏈長企業加強產業鏈、創新鏈、供應鏈開放合作，進一步完善全球生產服務和資源利用網絡，主動布局全球創新網絡，加快推進多元化供應鏈
支持鏈長企業通過并購重組海外高技術企業或研發機構、建立海外研發中心或聯合實驗室等方式提高全球創新資源配置能力。支持鏈長企業統籌國際國內資源、利用國際國內市場，擴大經濟合作和創新合作對象范圍，重點鞏固拓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歐洲主要國家的產業鏈供應鏈深度合作，建立合作共贏模式與慣例。
4
支持鏈長企業通過多種手段維持、加強與國外產業鏈核心企業的標準合作關系，保障中國產業代表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
例如，在調研中發現，對移動通信產業而言，可考慮在綜合國內通信運營商、設備商意見的基礎上，支持中央企業在通信設備采購中穩定甚至適當加大對國外通信設備龍頭企業的采購份額，以切實的市場利益，加強其與中國市場保持標準統一、預防國際標準分裂的決心。
（六）填補產業共性技術缺口
中央企業既肩負著共性技術研發的公共使命，又掌握在競爭中實時形成的、有關前沿技術產業化方向的市場需求。牽頭建設高水平產業共性技術平臺、加快產業共性技術研發與擴散應用，理應成為中央企業加強公共創新供給的重要方向。對此，應在以下三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考慮共性技術研發的高風險和高資源投入，鼓勵鏈長企業以“求精、求實”為根本原則，聚焦自身技術或市場優勢明顯、能有效協調相關創新主體合作并落實成果應用的領域，牽頭建設產業共性技術平臺，組織帶動共性技術研發
避免鏈長企業在產業共性技術平臺建設上單純“求大、求全”，向具有一定技術關聯度但自身并不具備技術或市場優勢的領域盲目擴展，造成資源攤薄，協同困難，甚至擠出其他更有效率的共性技術研發主體和組織主體。
2
支持鏈長企業結合自身所在行業的技術需求，高水平建設共性技術平臺，定位于發揮四個方面的功能
一是在鏈長企業具有優勢、國家“十四五”規劃又確定為戰略性產業的領域內，組織開展關鍵共性技術攻關。
二是通過技術預見部門的設立和發展、技術預見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大幅提升中央企業自身和中國戰略性產業的技術預見能力。
三是采取公私合營、治理透明的方式，真正建立起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合作機制，加快共性技術產學研合作和擴散應用。
四是聯合多元主體，共建產業鏈知識庫、模型庫和標準零部件庫。
3
支持鏈長企業牽頭建設的共性技術研發平臺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和成果轉化支持
加大共性技術研發平臺的儀器設備等資源的開放性與共享力度，探索平臺技術人才和鏈長企業技術人才采取以柔性方式支援中小企業創新的新模式，減少中小企業在技術人才、設備購置等方面的一次性固定投入，降低中小企業在專業領域內的創新成本。借鑒美國制造創新研究院的建設經驗，推動鏈長企業牽頭建設的共性技術研發平臺普遍采取與知識產權使用權掛鉤的分級會員制（江鴻和石云鳴，2019），對初級會員設立極低的會費繳納標準，吸引資金緊張的產業鏈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加入，降低中小企業利用共性技術研發成果所面臨的知識產權阻礙。
（七）驅動產業整體性轉型
中央企業與中國產業體系共同成長，多數處于產業體系的核心位置，對傳統產業體系蛻變、現代產業體系構建（賀俊和呂鐵，2015）具有更大影響。在自身具有市場規模優勢或領先技術優勢的領域，中央企業有條件成為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轉型、構建國產應用生態、實現全產業數字賦能（戚聿東等，2021）、打造高質量產業共同體和現代產業集群的龍頭力量。對此，應在以下三方面為鏈長企業提供重點支持。
1
支持鏈長企業在“十四五”期間率先完成全面數字化轉型，探索克服數字化轉型進入深水區后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以全面數字化轉型帶動業務流程、治理體系和組織架構再造
一是立足于鏈長企業的大型集團特點，一體化推進集團數字化建設，克服已建數字化系統的數據孤島問題。
二是立足鏈長企業基于主業的同心多元化特點，以數字化技術連接和融合產業鏈場景，促進各板塊內和板塊間的數字化融合、共享和協同，克服重應用系統引入、輕數據融通和加工分析的問題。
三是立足于鏈長企業的外部協同能力，以“自主+合作”的模式形成穩定可控的數字化核心技術能力，為數字化發展奠定自有技術基礎和人才基礎，克服數字化技術和人才儲備不足的問題。
2
支持鏈長企業發揮海量生產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的優勢，構建產業數字化平臺，并圍繞連接生態形成數字化共生能力，推動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
一是立足于鏈長企業在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位置，打造數字化供應鏈，以供應鏈引領產業鏈數字化，將生產數據進行集中感知、聚集、存儲、應用，推動產業鏈各環節的價值增值。
二是立足鏈長企業在產業鏈上的規模需求優勢，推動全產業鏈增強物聯接入能力，構建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和聯通標準，有效發揮工業互聯網平臺協同機制作用，打造應用新場景，完善應用生態，促進數據驅動、實時鏈接、智能配對和利益共享，推動數據資源集中統一歸集使用，培育形成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
3
支持鏈長企業探索推廣符合現代產業鏈發展規律的價值創造、價值獲取、價值分享機制，推動全產業鏈競爭模式轉型
例如，整體來看，中國生物產業鏈的一體化程度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同時，由于生物產業技術前沿推進速度非常迅速，政府難以及時掌握前沿技術和產業競爭信息，實施有效干預。針對產業鏈面臨的政府失敗問題，在接受訪談時，作為中國生物產業鏈龍頭企業的集團3提出，將帶動全產業鏈轉變資源分享和利益反饋機制，推動產業鏈運行模式優化。
首先，集團3建立了行業共創平臺，通過許可和定制業務模式，向業內企業提供研發、生產一攬子解決方案，提供生產供應、聯合維權、測試認證、培訓等運營服務，以及財務和金融第三方服務，以實現對產業鏈全線賦能。
其次，集團3在業內積極推廣以合理分成為基礎的合作研發模式，整合多家機構貢獻資源、共同研發，研發成功后給予各參與方合理的商業分成，確保合作研發模式持續回饋，形成有效的商業正循環。
五、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
鏈長的政策建議
要快速、高質量推進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工作，就需要在厘清產業鏈鏈長理論機理的基礎上，形成社會共識，更好發揮國資國企管控優勢，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部門間協同，充分激發鏈長企業牽引功能和產業鏈相關企業的協作積極性。
（一）將打造產業鏈鏈長融入新時期國資國企改革體系之中
建議將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作為國資委管理和監督中央企業的核心職能之一，根據不同中央企業的經濟功能定位、產業鏈位置和能力特征，在現有分層分類改革的基礎上，增加產業鏈鏈長企業屬性，推動中央企業在基礎研究探索、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平臺打造建設、創新生態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主動推動國資委與相關部門協同開展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工作，梳理國資委和相關部門推動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建設的權力和責任清單。強化國務院的頂層設計和總體協調功能，在既有組織結構的基礎上成立“中央企業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和現代產業鏈鏈長部際聯席會”，推進國資委與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稅務總局、科學技術部等部門間的協同。
（二）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統領現代產業鏈建設
現代產業鏈建設是維系國家安全、應對大變局下國際技術經濟競爭的必然選擇，在中央企業打造現代產業鏈鏈長的過程中，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統領推進，不僅要利用全球大分工進一步提升效率和經濟效益，也要關注關鍵原材料、關鍵設備、關鍵產品、關鍵技術等方面的國產化問題，同時要強化產業循環體系內的非對稱競爭優勢構建，從根本上保障國家安全。要將增強產業鏈安全備份能力作為中央企業打造產業鏈鏈長的工作重點，圍繞關鍵人才、原材料、設備、技術、產品等，實施斷鏈斷供替代預演，形成替代方案并有序推進，提高多國備份能力，提高極限生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等，持續突破戰略必爭領域的人才、原材料、設備、技術等方面的瓶頸，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三）加快推動中央企業現代產業鏈鏈長工作方案出臺
加快打造產業鏈鏈長工作在中央企業的快速落地，形成可為中央企業參照的細化方案。加快確定企業名單和推進方案，在關乎國家安全和未來競爭力的行業，通過企業自行申報、相關部門推薦等多種方式，確定重點突破產業鏈及鏈長企業名單。鼓勵鏈長企業相關負責人與國資委監管人員交叉任職，鼓勵各鏈長企業先行先試，構建鏈長企業間的橫向交流和合作機制。加強對中央企業履行產業鏈鏈長職能的資金支持。提高工資總額，針對列為試點的鏈長企業，對于關鍵技術崗位、工程崗位、管理崗位的人才，突破國資體系內薪酬限制，按照市場化原則定薪酬，提高薪酬的吸引力。優化評價方式，在對中央企業的考核中，將產業鏈鏈長的職責納入考核評價體系，對產業鏈“卡脖子”環節有重大突破的企業，在考核中予以傾斜獎勵。
（四）推動鏈長企業與相關企業形成良好的產業生態
借鑒國外產業協同和技術創新的組織模式，結合行業特征、技術特征，選擇適當的組織方式，通過有效的權力分配、投入方式、分配方式等，形成各類主體共同投入、共享收益、合理分配、有序競爭的良好局面，推動產業鏈內鏈長企業、鏈核企業、鏈環企業和鏈輔企業的有效協同。鼓勵鏈長企業打造產業鏈平臺或者產業聯盟，成為鏈長企業與國內乃至全球產業網絡中企業主體、創新主體溝通協作的平臺。科學選擇適合行業發展的組織模式，鼓勵鏈長企業結合產業鏈特征，參照美國、日本、德國在產業協同中的成功經驗，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中形成有序協作和共同促進的行業協同模式。鼓勵鏈長企業與產業鏈其他企業按照法制化、市場化、全球化的原則開展現代產業鏈建設的系統性設計和探索創新，為鏈長企業牽引帶動鏈核、鏈環、鏈輔企業提供支持，推動產業生態的繁榮發展。支持中央企業主動融入全球創新和產業網絡，加大聯合研發力度，設立全球研發中心，推動企業研發機構“走出去”，吸引境外研發人員和研發機構“走進來”，促進全球科技要素的整合利用。
（五）以鏈長企業為引領推進產業鏈數字化轉型
隨著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數據成為產業鏈的關鍵生產要素和價值重要來源，數字化成為產業鏈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數字技術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有效對接，降低信息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促進供給與需求精準匹配和高效協同。為加快推進產業鏈數字化轉型，應立足中央企業作為鏈長企業在產業、用戶、數據、場景等方面的優勢，大力推進工業大數據、物流大數據等產業數字化平臺建設，構建技術復雜度更高、技術迭代速度更快、架構更加復雜的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有效發揮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協同作用，推動數據資源集中統一歸集使用，打破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的數據壁壘，豐富平臺應用場景，完善平臺生態系統功能，賦能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
作者：曲永義、賀俊、江鴻、李先軍、張任之、王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