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經濟發展有四組基本動力：需求邊動力（投資、消費、出口）、要素投入動力（勞動力、資本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中國特色動力（以增長為導向的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變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途徑，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也依賴于制度變革或改革。
　　
　　目前，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現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氣、魄力和智慧“啃硬骨頭”，要對過去的改革進行認真的總結和梳理，對未來改革的環境進行深入的分析，對改革釋放新紅利的路徑進行準確的把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釋放出較過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紅利。
　　
　　中國的“結構優化生產力”有巨大潛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國發展階段所決定，目前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還有釋放“結構優化生產力”的巨大潛力空間；另一方面，中國現有的制度和發展模式還不完善，還在扭曲和壓抑著很多“結構優化生產力”，只要我們堅持和加快推進全面改革，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
　　
　　釋放“結構優化生產力”必須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結構優化大多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主要通過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來推動，而要避免出現政府過度干預、拔苗助長、欲速而不達的情況，但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好政府在規劃和政策引導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經濟結構優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進。
　　
　　技術、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但人們在討論生產要素時大多只注意到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視了生產要素“質的提升”。其實，經濟發展是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后者更為重要。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順利跨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要素升級的狀況。
　　
　　“三大發動機”之一 ——制度變革釋放經濟紅利的邏輯何在
　　
　　促進經濟發展有四組基本動力：需求邊動力（投資、消費、出口）、要素投入動力（勞動力、資本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中國特色動力（以增長為導向的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變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途徑，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也依賴于制度變革或改革。
　　
　　制度變革（或改革，下面用改革表示）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種流行說法是“釋放紅利”。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強總理提出，改革開放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自此“改革紅利”成為熱詞。紅利本是上市公司在完成彌補以前虧損、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支付股息后按持股比例向股東分配的剩余利潤，但現在紅利一詞已被推廣了，有人口紅利、改革紅利、開放紅利、資源紅利等多種說法。“改革紅利”可理解為通過制度變革帶來的全民效用的增加。
　　
　　改革釋放紅利已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得到驗證。1979-201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遠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經濟增速和持續時間也超過了經濟起飛期的日本和“四小龍”，其原因何在？盡管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改革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改革開放前后經濟增長速度有那么大的差異，也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取得了較其他改革較少國家或改革失敗國家更大的經濟發展效果。
　　
　　改革為什么能釋放紅利？對此我們可以做如下分析。
　　
　　鑒于目前社會對改革也存在爭議，本文的改革是指能帶來“正面效用”（含效率和公平等）的改革，那種假改革之名推行的不利于改進效率和公平的“偽改革”不在討論范圍之列。回到紅利的原始本義，改革釋放紅利的核心含義應是改革帶來全民（或絕大多數人）效用的增加。之所以用效用而非效益一詞，是因為效用包括經濟效益和非經濟效益，更能反映改革目的的全面性，有的改革不能帶來經濟效益、但能帶來非經濟效益，如公平效用和環境效益等。
　　
　　從基本的理論邏輯來看，改革之所以能釋放紅利，是因為：
　　
　　一方面，改革可以降低多種成本。在總效用不變的情況下，降低成本就是直接提高效用的途徑。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廣義的交易成本是指除生產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含運輸成本、營銷成本、信息成本、組織運行成本、學習成本等），而不限于市場摩擦成本。科斯以前的經濟學只看到了生產成本，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后，打開了科學研究制度的窗口。
　　
　　為什么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效率較低，是因為其交易成本很高。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取得了連續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因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盡管改革了三十多年，但目前中國的體制和制度仍然不完善，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全面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如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審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等，就可以大大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激發市場的活力，釋放巨大的改革紅利。
　　
　　另一方面，改革可以創造新的效用。改革可以通過革除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通過合理、公平配置各個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保障產權、自由選擇權、平等交易權和公平分配權等，激發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創造新的生產和消費空間，帶來新的效用。
　　
　　提高效用或效益的根本途徑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如提高勞動生產率、資金運用效率、土地生產率、資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種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即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較高效的地區、產業、企業、項目和勞動者上，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就是優化配置資源的途徑和過程。
　　
　　生產函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應包括上述兩種效率，而不僅僅是所有生產要素的效率。而通過制度改革建立現代法治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全國統一市場，一方面可以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由此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
　　
　　具體說來，改革釋放紅利的基本途徑有：
　　
　　第一，改革可以通過保障所有權和產權等，提高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特別是激發企業家的精神和創業者的活力，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企業活力，釋放紅利。
　　
　　第二，改革可以通過形成合理而穩定的制度環境，改善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提升信心，釋放紅利。
　　
　　第三，改革可以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促進技術進步，開辟新的生產領域，釋放紅利。
　　
　　第四，改革可以通過保障公平分配權，創造新的需求空間，釋放紅利，如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就可以擴大市場需求。
　　
　　第五，改革可以通過建設公平競爭的全國統一市場，促進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和行業之間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釋放紅利。
　　
　　第六，改革可以通過建立及時反映供求關系、資源稀缺性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的準確信號，減少因信息不對稱、不完全而帶來的效率損失，釋放紅利。
　　
　　第七，改革可以通過建立公平競爭的企業體系，促進各類企業主要通過自身競爭力而非壟斷特權來獲取效益，減少資源的錯誤配置，釋放紅利。
　　
　　第八，改革可以通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解決政府的“缺位”、“錯位”、“越位”問題，減少“尋租”空間，改善政府服務，釋放紅利。
　　
　　總之，改革可以通過優化各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配置關系，激發活力，形成動力，提高生產要素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釋放出各種紅利。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們已經深切體會到改革的威力、意義和重要性。目前，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現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氣、魄力和智慧“啃硬骨頭”，需要對過去的改革進行認真的總結和梳理，需要對未來改革的環境進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對改革釋放新紅利的路徑進行準確的把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釋放出較過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紅利。
　　
　　“三大發動機”之二——結構優化可以釋放巨大的生產力
　　
　　為什么要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產業轉型升級等？因為其中蘊含著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
　　
　　為什么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較成熟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要高很多？因為中國等新興國家較發達國家擁有更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潛力。具體表現是：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還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還可釋放出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而發達國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沒有多少“結構優化生產力”可釋放了。
　　
　　何謂“結構優化生產力”？簡言之，即在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型升級等經濟結構優化中，將人口和生產要素從較低效率的地區、行業和崗位，轉移到較高效率的地區、行業和崗位，因而帶來生產力。“結構優化生產力”是一種“過程性動力”，它上聯制度變革和技術進步，下聯經濟效益，也就是說，制度變革和技術進步等“根源性動力”，帶動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過程性動力”，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經濟增長。
　　
　　“結構優化生產力”是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經濟增長有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邊動力，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投入動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以增長為導向的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特色動力，共四大類基本動力。其中，“結構優化生產力”屬于第三類“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中的一種。
　　
　　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如何釋放生產力？
　　
　　先看工業化。工業化本是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含產業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工業化的動力來自工業勞動生產率高于傳統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工業勞動收入高于傳統農業勞動收入。
　　
　　工業勞動生產率之所以高于傳統農業生產率，是因為工業的分工協作更發達，根據斯密理論，分工協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現代化過程總是伴隨著工業化過程，發達國家基本是工業化國家，即使是荷蘭、新西蘭等“農業國”也是對農業進行了工業化改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變革啟動了內生工業化過程（與上世紀50年代的趕超型工業化有所不同），特別是2000年以來的重化工業高速發展更是使中國經濟的分工協作達到新的水平，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
　　
　　再來看城鎮化。從人本角度理解，城鎮化的本意是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換言之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遷移的過程。農村有土地、有資源、有農業、有好的生態環境，那為何農村人口還要不斷向城鎮遷移？主要是因為農村多是靠天吃飯，自然經濟比重高，商品經濟相對不發達，分工協作水平低，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低，就業機會較少，因而收入水平較低，同時農村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相對較差，生產、生活條件較差。
　　
　　在中國，由于存在城鄉二元制度，農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權利和社會地位不如城鎮，因而強化了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的意志。同樣一個人，在農村傳統農業中勞動，因分工協作不發達等原因只能獲得5000元的年收入，一旦轉移到城鎮后，則因進入到更發達的分工協作體系中，年收入則很快提升到20000元以上，增加了幾倍。千百萬個農民向城鎮的轉移則意味著整個國民經濟效率和國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這就是人口城鎮化帶來的顯著生產力。
　　
　　隨后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區域內部不同城市或地區之間分工協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區之所以追求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因為它能為各個城市或地區帶來共贏發展的效果。
　　
　　區域經濟一體化可表現為區域組織的一體化、政策的一體化、規劃定位的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產業發展的一體化、市場建設的一體化、人口布局的一體化、生態保護的一體化、公共服務的一體化、品牌的一體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幾個方面。
　　
　　不管是哪個方面的一體化，都有利于各個城市或地區錯位發展，避免惡性競爭和高度同構，減少重復建設，有利于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形成分工協作效應，實現共贏發展。反過來說，如果各地不能實現一體化發展，不能建立全國或區域統一市場，必定會導致惡性競爭，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和資源浪費等，降低甚至破壞生產力。
　　
　　最后來看產業轉型升級。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含義是產業不斷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或上檔次。產業轉型升級的基本途徑有產業高級化、產業高端化、產業特色化、產業集群化、產業品牌化、產業綠色化、產業融合化、產業信息化、產業國際化等。
　　
　　產業轉型升級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費結構轉型升級了，產業也必須隨之轉型升級；二是“高成本時代”悄然到來了，不轉型升級就不能消化這些高成本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實質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環、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產業的比重，這會提高整個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帶來產業總體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
　　
　　所幸的是，中國的“結構優化生產力”還有巨大的潛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國發展階段所決定，目前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還有釋放“結構優化生產力”的巨大潛力空間；另一方面，中國現有的制度和發展模式還不完善，還在扭曲和壓抑著很多“結構優化生產力”，只要我們堅持和加快推進全面改革，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
　　
　　中國“結構優化生產力”潛力巨大的具體表現是：
　　
　　第一，全國東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工業化仍處于中后期階段，部分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西部部分地區尚處于工業化前期階段，大部分地區走入后工業化時期至少還有一二十年時間，在此過程中還可釋放出巨大的工業化“結構優化生產力”。由于全國發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區已完成工業化，也還有部分地區尚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由此形成工業化的“滾動效應”。
　　
　　第二，中國的城鎮化仍處于加速階段中。2014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為54.77%，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鎮化率達到30%至70%時屬于城鎮化加速階段，顯然中國城鎮化正處于加速階段中，按照目前每年提升1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的速度，到城鎮化加速階段70%的終點，還有15年左右。在此過程中還可釋放出巨大的城鎮化“結構優化生產力”。
　　
　　第三，中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正在如火如荼推進之中。盡管過去已出現了許多區域經濟一體化地區的雛形，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還在形成中，遠未成型。本屆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視大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提出了“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大戰略，帶動了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熱潮。這也會產生巨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結構優化生產力”。
　　
　　同時，各地都在推進的產業轉型升級也同樣會帶來巨大的“結構優化生產力”。
　　
　　最后，必須強調的是，釋放“結構優化生產力”必須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結構優化大多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主要通過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來推動，而要避免出現政府過度干預、拔苗助長、欲速而不達的情況，但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好政府在規劃和政策引導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經濟結構優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進。
　　
　　“三大發動機”之三——要素升級成經濟發展重要動力
　　
　　眾所周知，技術、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但人們在討論生產要素時大多只注意到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視了生產要素“質的提升”。其實，經濟發展是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后者更為重要。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順利跨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要素升級的狀況。
　　
　　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創新驅動上升為國家重大戰略，并重點從體制機制改革方面，明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對策。之所以近期不斷出臺有關創業創新的政策，是因為形勢所迫。
　　
　　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人口紅利的減少、資源環境約束的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飽和、投資邊際效益的下降、資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業發展高峰期的結束等，規模速度型的粗放發展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必須走向質量效益型的集約發展模式。形成質量效益型新模式的關鍵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依賴于新動力——經濟增長供給邊“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或者說改革、轉型、創新）的形成。
　　
　　要素升級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三大發動機之一，與土地、資源、資金、勞動力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質的提升”。要素升級的具體表現形式有:一是技術進步，如現有技術的改進和新技術的突破；二是人的素質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識水平、勞動技能和其他各種素質的提高；三是土壤品質的改良和土地肥力的上升；四是資金運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資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帶來的資金運用效率的提高；五是基礎設施(廣義生產要素)的升級，如高鐵對傳統鐵路的改造，大幅度提高了鐵路的運能；六是各種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產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產要素的效能。在經濟增長供給邊“三大發動機”內部，要素升級既是結構優化的重要條件，也對制度變革提供了支撐。
　　
　　一方面，要素升級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體現在它是創新驅動的重要途徑。創新驅動有多種表現形式，包括技術創新、人力創新、模式創新、組織創新和管理創新或服務創新等。而要素升級的具體表現形式有技術進步、人的素質提升、資金效率的提高、基礎設施的升級以及各種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
　　
　　可見，創新驅動與要素升級在具體表現形式上有很大交叉。技術創新主要是尋求技術進步，人力創新主要是實現人的素質的提升，模式創新主要表現為各種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創新，組織創新對技術進步特別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賴，管理或服務創新則離不開人的素質的提升等。總之，欲實現創新驅動，必推進要素升級。
　　
　　另一方面，要素升級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體現在它決定著我國能否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與中等收入沒有直接關系，而與要素升級有密切關系。當一國或地區的產業結構，開始由低端制造業、傳統服務業和傳統農業，轉向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農業后，必須要通過要素升級，由主要依靠土地、資源、勞動力等普通要素，轉向主要依靠邁克爾.波特所說的“高級要素”——技術、知識、人才、信息等后，即資源配置實現由“吃資源”向“吃知識”的躍升后，才有可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否則就有可能像拉美、亞洲許多國家那樣陷入其中，只能長期呈現低迷增長的局面。而轉向技術、知識、人才、信息等“高級要素”就必須依靠技術進步、人的素質提升、資金效率的提高、基礎設施的升級以及各種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要素升級。
　　
　　然而，中國目前推進要素升級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障礙。
　　
　　一是制度障礙。如產權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不合理，都會阻礙要素升級。股權分紅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對技術進步影響重大，但目前中國針對技術創新的股權分紅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還不完善，致使很多科技創新人員缺乏內在的、持久的動力，有的人獲得幾個科研成果后就停滯下來了。目前的教育制度始終未擺脫應試教育的窠臼，培養了令世界矚目的很多高分學生，但真正有創新意識和創新才能的人不多。產權不甚清晰的土地制度激勵了土地財政、大規模城鎮化建設和房地產開發，但沒有激勵對土地的保護和輪休。
　　
　　二是思想障礙。人的素質提升直接針對人，技術進步嚴重依賴于人，土地、資金、信息、基礎設施等要素都需要人來應用，所有要素都受人的思想觀念的影響。要素升級意味著要素從舊的狀態向新的狀態的轉變和提升，對人的舊觀念是一種沖擊，因此作為新生事物剛開始必會遇到舊思想觀念的阻礙。尤其是要素升級總是存在一定的投入和風險，因而更會遇到一些思想較守舊人的刁難。因此，我們就不難發現，每當一項新技術、新方法、新材料、新人才、新渠道等出現后，總會有人議論紛紛甚至冷嘲熱諷和打壓。
　　
　　三是既得利益障礙。現有世界是由傳統要素組成的，已形成了一種較低水平的均衡狀態，同時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既得利益格局。隨著要素升級和新的高級要素的出現，會打擊或取代傳統要素，會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無疑會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如新能源技術的出現，就對傳統化石能源形成了沖擊，會遇到相關利益集團的無形阻礙；一個單位若引來若干高級人才，會對現有人才的權益格局帶來沖擊，會遇到無形的阻礙。
　　
　　推進要素升級，需要針對上述障礙采取綜合對策。第一，制定促進要素升級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使要素升級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第二，建立有利于要素升級的體制機制，特別是科教人才管理體制、金融體制和信息化推進機制等。第三，制定促進要素升級的財稅、金融等政策，為要素升級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第四，培育適應要素升級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居民等主體，形成要素升級的磅礴力量。第五，建立推進要素升級的交易所等各種平臺，使各種要素在升級中優化配置、在優化配置中升級。第六，塑造有利于要素升級的文化，形成要素升級的持久內在動力。
　　
　　在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形勢下，要盡可能將要素升級與創新驅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強大合力。